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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ara Isabella Burton
译者：Sail2008
图片来源：longnt80/flickr
2014年1月初，超过70万名学生递交了大学招生通用申请表。他们附上了成绩单、SAT分数及运动员或艺术成就证明。正文内容大多是千篇一律更笼统的性格，引用哈佛大学招生网站的话，大抵是这样一些品质：“成熟，品格，领导力，自信，为人热忱，幽默感，活力，关心他人，压力下从容不迫。”
为什么美国大学对领导力这么感兴趣？在上面提到的哈佛大学招生网站上，领导力排名第三，仅排在两个更加不言而喻的品质之后。耶鲁大学网站也是如此，它引用耶鲁前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尔的话说，“我们必须做出预先判断，本校学生在耶鲁的帮助下，能否在其最终事业上成为领导者。”今天我们的目标依然如此，只不过强调的内容变成这样：“我们在寻找这样的学生，在我们的帮助下，不管他们希望从事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他们这一代人的领袖。”
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珍妮特•雷普埃在《纽约时报》上的态度也与此惊人的相似：“我们在寻找这样一些品质，它们能帮助学生在其所属领域和社团中成为领袖。”（普林斯顿大学招生网站也是如此，它把领导力列在其课外活动版块的显著位置：“我们寻找在学校和社团中卓尔不群的学生，告诉我们你的领导力活动、兴趣、特长及参与其他课外活动的情况吧。”）在雅克•斯坦伯格“守门人”研究中，他描述了卫斯理大学的招生官员是如何给申请者档案中的“个人”部分打分的：“在卫斯理大学，9个学生中有9人肯定身居领导地位，在校园里具有显著影响力。”，6、7个学生被认定“有可能成为某些领域的领导者，造福大多数人”。
单凭领导力一项很难成就或毁掉一份申请，艾米•霍华德说。她是加州拉荷亚市毕夏普中学升学咨询总监，私立学校大学升学顾问协会执行总监。但她又说，“领导力不只让一名学生从竞争激烈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比较一下学生会主席和学了四年只是回家做作业的学生），还足以预示这名学生今后在大学校园里所能发挥的影响力，以及毕业后他们所能发挥的潜在影响力。”
当然可以推断，“领导力”是在大学招生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品质概念的大杂烩：它包括聪明上进的青少年所具有的各种优秀品性。然而其风靡一时却值得探讨。默认假设是“成熟”或者“关心他人”这类领导力无需资格考试和详细说明；它不仅是事实出色，实际上是本质出色。用卫斯理大学的说法，成为一家国际象棋俱乐部的“贡献者”，仅仅是一般般；而相反，成为这家国际象棋俱乐部的主席，就表现出某种无形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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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种假设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毕竟，要成为天生的领导者，或者哈佛大学优秀品质列表所说的“自信的领导者”，就得避免成为其他潜在角色：“天生的追随者”，“天生的团队成员”，“天生的独狼”。在其它文化背景下，若非受到格外青睐，这几种角色是被一视同仁的。正如《超越美国模式》一书作者刘兰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所写，“领导力有文化特异性。不幸的是，偏见给这一主题蒙上了太多阴影。这种偏见往往来自美国自身，意图追求某种具有普适性的领导力模式。”
确切地说，它具有典型的美国特征。塔夫斯大学艺术与科学系前主任罗伯特•J•斯滕伯格在《21世纪大学招生》一书中对此大加推崇。在这个体系里，“不管身处何种社会阶层，学生获得大学录取，应基于他们未来的领导力和积极的公民精神。”尽管斯滕伯格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他所定义的领导力“不能理解为达到某种权威地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具有积极、有意义、但愿也是持久的影响。” ，他的假设却是这样的：那些值得被精英大学录取的人，不仅是优秀的学者或优秀的工人，更确切地说，他们锐意进取，必将成为自己所在领域的先驱者，注定要管理其他那些人。
斯滕伯格的书不乏商业语言，这毫不奇怪。他记述了自己和一个大投资银行高管之间的一次谈话：“我提到我们渴望改善塔夫斯大学的招生情况。他回答说，SAT和ACT这类考试，加上大学成绩，很好地预测了谁将是优秀的分析师，它们还无法预测的是，谁能更进一步，具备预测市场趋势的能力。”斯滕伯格接着谈他的筹款活动，包括会见“塔夫斯大学最成功的一些校友。他们的成功标准不仅由其财富资源和捐献能力来衡量，还包括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尽管斯滕伯格的警告无疑出自善意，但他设置的范围却含蓄地肯定了“领导力”和管理一样，是相当直接的思想表达：人文学科的艺术家与博士生，不管在其专业领域有多“成功”，却不怎么愿意为筹款的呼吁出力。
威廉•德莱塞维茨在《美国学人》的观点可能就有些太愤世嫉俗了。他是这么说的：“这就是号称要培养世界领袖的耶鲁们的真实意图：培养声名显赫、头衔醒目、学校引以为傲的人；或攀上事业顶峰的人；或决心跻身哪个阶层就百折不挠的人。”但可以肯定，当想到“领导力”时，我们所想到的那些品质的确天然自带等级划分的腔调。
与此相反，在我的英国母校牛津大学，理想的学生并非领袖，而是独狼，这一点在本科阶段就得到全面强化。授课方式采用“一对一”教授指导。招生过程包括以学生与其预期的未来导师的模拟指导作为面试，这位导师还拥有录取决策权。一旦回到课程本身，就完全根据其独立研究能力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估。这里没有课堂成绩，只有课程终考分数，并且是匿名评分。“领导力”及其意图包含的各种品质几乎没有成为相关影响因素。这里重视的不是我“为世界”做出的笼统贡献，甚至不是我为学校或同学做出的贡献。相反，这里重视的是我的学业完成质量（也就是说，我的分数等级），以及（因为我打算攻读博士学位）我为自己小小的、多少有些深奥难懂的领域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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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等偏狭气质似乎与美国教育体系的豪言壮语格格不入。做一匹“独狼”，仅仅“回家做作业”，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啻对教育经验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怠慢。霍华德和斯滕伯格这类人强调“影响”的重要性。他们希望优秀学生不仅能高效地学习，推动知识从教授到学生的传递，而是期待他们走得更远：在班级中扮演积极角色。正如霍华德所说，“贡献思想，引起讨论，或鼓励更加沉默的班级成员贡献自己的思想。”
说美国最好的几大教育机构是反智主义可能夸张了。但是领导力的华丽词藻背后的隐含信息是，单靠知性主义是不够的，即使对学术机构也是如此。为学习而学习是不够的。在这种范式下，“独狼”式的未来新生囤积知识，就像囤积财宝的龙，既可疑又自私。尽管美国文化由美国“坚定的个人主义”传统构成，它却不太欢迎那些既不领导也不追随而是选择超然事外的人。
重视学生中的这种领导力有何益处很值得商榷。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大陆和欧洲大学的纯学术方法鼓励和奖赏独立性，同时助长了一定程度的孤立性。它不鼓励学生在机构层面参与协作、获得管理技能、学习追随或领导。然而，对领导力的重视和培养对从未有过这种机会的人来说特别有必要，比如许多女子学院就格外重视女性在学校身居领导地位的价值。
然而有一种假设认为，做“好领导”和做“好学生”是一回事，这其实值得深究。把“领导力”限定为某种品质，我们就有忽视其他不明显品质的风险。就连霍华德也承认这可能引起更多争议。“我们的确需要好的追随者——领导力的这一方面才是我们应该更多探讨的，”她说。“任何领导人，一旦疏远周围的人，或不肯授权其自我领导，又有何益？关注领导力是否意味着，崇尚精神生活和某种知识兴趣的学生，就不能以同样令人信服的方式领导别人？”当然了，还有一点值得一问：关于“领导力”的假设，事实上具有文化特异性和典型的美国特征，这是否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在青少年当中，领导力的呈现方式可能会不一样，或遭到全面阻碍。
背景不同、机会不同的报考者会如何风格迥异地展示自己，大学招生对这方面的认识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好情况下，整体招生流程允许招生官员在大背景下对考试分数和成绩进行评估。但同样的，对招生官员所重视的个人品质背景进行考察也是值得的。我们真的希望一个毕业班满是领导者么？或者说，学校应不应该在人际关系中主动寻求多样性，就像它们在其他领域中所做的一样？
本文编译自《大西洋月刊》2014年1月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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