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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果壳网MOOC学院

作者：伏维阁主

图：墨西哥马塔莫罗斯市的学生没有可靠的互联网接入，没有稳定的电力支持，也没有什么前景可盼——直到他们的潜能被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激发出来。来源：Peter Yang。

墨西哥的洛佩斯小学（José Urbina López Primary School）紧邻美国边境的一处垃圾场。小学所在的马塔莫罗斯市拥有48.9万居民，日照强烈、尘土飞扬。这里还是毒枭的战场，枪战可谓再寻常不过。当地居民常在早晨发现街道上尸体横陈。学生沿着一条灰白土路前往学校，旁边是泛着恶臭的运河。不久前的一天上午，我们在那里看到一辆上世纪40年代的破烂拖拉机和一条腐朽的船，还有一群山羊在舔舐杂草的白毛。一堵煤渣墙将学校和巨大的垃圾山隔离开来。垃圾场此时已因为垃圾太多而关闭。大部分时候，水泥墙围成的教室里都飘荡着一股腐臭味。有当地人把这所学校称为un lugar de castigo——“惩罚之地”。

但对于12岁女孩帕洛玛（Paloma Noyola Bueno）来说，洛佩斯小学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25年前，她的父母家人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从墨西哥中部搬来国境。但是好的生活没有到来，他们被迫在垃圾山旁艰难维生。她的父亲会花一整天翻捡垃圾，寻找铝片、玻璃和塑料。最近他开始流鼻血，但他不想让帕洛玛担心。她是他的小天使，是他的八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

每天放学之后，帕洛玛就会回到她那用水泥和木料搭建的家，和父亲坐在一起。她的父亲是一位饱经风霜、尘埃满面的男人，常年戴着一顶牛仔帽。帕洛玛穿着灰色polo衫和蓝白相间的校服裙，为父亲背诵当天的课程，想让他开心起来。她长着一头黑色长发，有高高的前额，说起话来思想纯熟、条理清晰。学校功课对她来说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她和同学们一起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他们需要了解的知识。复述并不难，她不必经过太多思考，就能拿到好成绩。在她升上五年级的时候，她以为学习与之前没什么不同——上课、记忆和繁重的功课。

老师科雷亚（Sergio Juárez Correa）已经习惯于这种教学方式。五年来，他一直站在学生前面，按照政府规定的课程照本宣科。对他和他的学生来说，这样的教学方式无聊得让人麻木。连他自己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下去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他的学生们成绩很差。就算有些学生成绩良好，他们上课也心不在焉。教育改革已迫在眉睫。

科雷亚自己也是在马塔莫罗斯市的一个垃圾场附近长大的。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一名能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老师。在2011年帕洛玛升入他的班级时，科雷亚决定开始教育实验。他开始阅读相关书籍，在网上寻求建议。不久他偶然发现了一段介绍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的教学研究的视频。米特拉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一位教育技术教授。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曾进行了多次教学实验：让印度儿童使用电脑。这些儿童不需任何指导，就能自主学习。他们自学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从DNA复制到英文几乎无所不包。

图：31岁的小学教师科雷亚很受触动，决定颠覆自己先前的教育方法。他从12岁的学生帕洛玛身上发现了非凡的才能。

但科雷亚当时还不知道，他偶然发现了一门全新的教育哲学，即将数字时代的逻辑观念引入课堂。数字时代的逻辑不可阻挡——我们接触到拥有无限信息的数字世界，这已完全改变了我们交流、处理信息和思考的方式。离散的体系经证明比单一、一成不变、由上至下的体系更为灵活也更有创造力。创新、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这些能力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来说越发重要。

但是公众教育的主要模式仍然扎根于工业革命时代。当时人们最看重的是守时、守规矩、专心和肃静。（美国教育专员威廉•哈里斯（William T. Harris）在1899年时曾大力推崇美国学校的“机械训练模式”：教育学生“中规中矩，不越界，不妨碍他人。”）现在我们已经不公开推崇这些价值了，但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仍然维持原样——我们不断测试学童复述信息的能力，我们提供的技能训练的范围也太过狭隘。我们像生产机器一样培养学生，输入程序，然后进行质量检测。教育决策者制定好课程标准和“进度指导”，告诉老师每天要教些什么。教室里进行的一切教育活动，都由管理人员而非教师监管。在2010年，美国公立学校中只有50%的职员是教师。

结果不言自明：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学童从公立高中退学。测试机构ACT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有近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没有为大学第一年的学习做好准备”。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美国的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在148个发达与发展中排在第49位。“我们教育的体系存在致命缺陷。”斯坦福教育学教授、教育与美国未来国家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创始人琳达•达林-哈蒙德（Linda Darling-Hammond）如是说，“1970年《财富》500强企业要求的三大技能是阅读、写作和算术。到了1999年，公司最需要的三项技能则是团队合作、解决问题和人际沟通。我们需要能够培养这些技能的学校。”

因此，新一代教育家受到互联网、演化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启发，力图创造出新的教育方法，帮助儿童学习、成长、大放异彩。对他们来说，知识不再是由老师传递给学生的成熟商品，而是学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自觉探索的成果。教师只从旁启发，不做解答。他们站在一旁，任由学生自主学习，彼此互助。他们让学生重新发现了学习的热情——学生的天赋就此展露。

在马塔莫罗斯家中的科雷亚被这些观念深深迷住了。他对这些观念了解越多，也越振奋。在2011年8月21日新学年开始的那天，他走进教室，把破烂的木桌椅分成小组。走进教室的帕洛玛和她的同学们相当困惑。科雷亚请学生就座，然后与他们坐在一起。

他首先告诉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有些孩子可以记住圆周率小数点后几百位，有孩子会谱写交响乐曲，有孩子会制造机器人和飞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洛佩斯小学的学生做不到这样的事。就在布朗斯维尔国境线的那一边，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孩子们拥有笔记本电脑、高速网络和课业辅导；但是马塔莫罗斯的学生只有不稳定的供电、少数几台电脑和有限的网络连接。他们有时候甚至都没有足够的食物充饥。

“但是你们确实有一样东西让你们足以与世界人任何孩子比肩，”科雷亚说，“那就是潜力。”

他环顾教室，对孩子们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好好利用你们的潜力，把你们培养成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帕洛玛沉默了。她还在等待老师告诉她应该怎么做。当时她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她的教育经历将被完全改写，她将经历一系列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实验，她将与部分同学一道，成为墨西哥数学和语言学科的佼佼者。

“那么，”科雷亚说，“你想学什么？”

墙上的学校：《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原型

且让我们回到1999年，当时苏伽特•米特拉还在新德里一所软件开发人员培训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官。他的办公室在贫民窟边上，和它隔墙相望。一天他心血来潮，决定把一台电脑放到公司大楼和贫民窟之间的墙洞里。他很想知道，如果他什么都不说的话，贫民窟的孩子们会怎么做。他给电脑接通电源开启之后就退到远处观察。令他大感意外的是，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使用电脑。

几年过后，米特拉的雄心更大了。他在2010年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说自己在一台电脑里存入了分子生物学资料，然后把电脑安在了印度南部一个名为Kalikuppam的村子里。他选择了一组年龄在10到14岁之间的儿童，告诉他们电脑里有些有趣的东西，问他们想不想看看。然后他就开始实践自己的新教学法：什么都不说，转身走开。

在接下来的75天里，孩子们掌握了如何使用电脑并开始学习。米特拉回来后让他们做了一个分子生物学书面测试。他们能答对四分之一的题目。又过了75天，孩子们受到一位友善的当地人的鼓励，把所有题目都答对了。“如果你把一台电脑摆孩子们面前，不做任何限制，孩子们就会自己组织起来进行研究，”米特拉形容说，“就好像蜜蜂在观察一朵花。”

米特拉本人是一位富有魅力、善于游说的说客，他很快就成为了科技界的宠儿。在2013年初，他从全球最大的思想分享会TED赢得了1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他现在正力图建立七所“云端学校”——印度五所，英国两所。他在印度设立的大部分云端学校都是单体建筑。没有老师，没有课程，没有年级——只有6台电脑，和一位照管学生安全的女性员工。他的信条是：“学生掌管一切。”

“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学习，你就不能学得好。”

米特拉说，信息革命成就了一种之前无法实现的新学习方式。他的云端学校主要由玻璃覆盖，外面的人也能看到里面。学生围绕电脑分成小组，研究他们感兴趣的主题。他还雇佣了一批英国退休教师，不时通过网络视讯电话Skype在大屏幕上现身，激励学生自审——米特拉认为这方法最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他把这群英国退休教师称作“云端老奶奶”。米特拉说：“他们的影像会以真人大小投射到两面墙上。当然孩子们可以选择把投影关掉。”

米特拉教学实践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等理论家都认为，学生应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游戏来学习。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爱因斯坦曾在一所受裴斯泰洛齐理念影响的学校（即阿劳州立中学——译者注）中学习一年。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大胆开始思考相对论，得益于早年在这所学校接受的自由教育。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也曾说过，他们接受的蒙特梭利式教育对他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赋予了他们独立和创新精神。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为这些教育理论提供实证支持。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爱荷华大学的科学家在2011年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让16名被试坐在电脑屏幕前，扫描记录他们的大脑活动。电脑屏幕的大部分区域都是一片模糊，被试只能通过一个可移动的小方块看到后面网格上的图形。被试有一半的时间可以自己控制小方块的移动，借以观察背后图形。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要看别人移动方块来观察。研究发现，如果被试能自己掌握观察主动权，他们大脑里的海马体就会和大脑其他与学习有关的区域产生更多关联，他们的记忆力也会有23%的提高。实验领导者、西北大学神经科学家乔尔•沃斯（Joel Voss）说：“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学习，你就不能学得好。”

2009年，来自路易斯维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系的学者们共同完成了一项实验，对象是48名年龄在3到6岁之间的儿童。研究者发给每个孩子一只玩具，它有许多功能，比如发出吱吱叫、播放语音和显示图片。研究者向其中一组儿童展示了玩具的一项功能，然后让他们去玩。另一组儿童则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玩具使用的指导。后一组儿童玩得更久，而且平均每人发现了玩具的6种不同功能。但是第一组儿童只发现了4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也曾做过类似实验。他们发现，没有接受指导的儿童更可能想出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研究者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说：“这确实是个全新的教育法。但我们也并不是说在此之前人们没有想过要这么做。”

戈普尼克的灵感部分来自于人工智能领域的飞速发展。她说，如果给一个机器人编写程序，定好每一个行为，那么它就不能应对任何预料之外的情况。但是如果科学家能够给机器人编写这样一个程序，让它尝试不同动作，从错误中学习，那么它就会变得更有适应力，更富技巧性。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学生。

图：布鲁克林免费学校（Brooklyn Free School）的学生在进行自主学习。该校没有年级之分，也不会布置正式作业。来源：Brian Finke

演化心理学家也开始探索这种新教育法。波士顿大学的研究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专门研究儿童自然学习的方法。他认为传统教学严重违背了人类的认知机制。格雷指出，幼童受好奇心和玩乐心驱使，会自发认识世界，习得大量知识。但是当他们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们就夺走了他们的学习本能，强加以课程灌输。“我们传达给孩子的信息是，他们的问题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课程里规定的问题。这可不是我们通过自然选择继承而来的学习方式。我们的本能应该是去了解和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部分学校已开始使用新教学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芬兰把25页的小学数学课程大纲缩减到4页纸，把每天上学时间减少了1小时，并以培养独立精神和自主学习为重。到2003年，芬兰学生在世界发达国家成绩排名上已由低位跃居第一。

麻省理工大学多媒体实验室创办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则通过“一娃一本”（One Laptop per Child，简称OLPC）组织，进一步拓展了这一教学方法。去年该组织为埃塞俄比亚两个边缘村庄的儿童寄送了40台笔记本电脑。OLPC没有解释这些机器该如何操作，甚至都没为他们打开盒子。但当地儿童很快就学会了用电脑反复播放字母表儿歌，开始自学写字母。他们甚至知道了如何使用电脑摄像头——这其实相当不易，因为OLPC已将摄像头锁定为关闭。尼葛洛庞帝说：“他们把安卓机黑了！”

一天，科雷亚在白板上写下“1 = 1.00”。若是在以前，他会就此开始阐述分数和小数的概念。但是现在他接着写下问题“½ = ?”，然后是“¼ = ?”。

他说“大家来想一想吧”，然后走出教室。

科雷亚趁学生讨论的时候来到学校咖啡厅。这里的食物定价低廉，学生们常来买早饭和午饭。他在咖啡馆把10比索（差不多75美分）换成硬币，然后回到教室，给每组发了价值1比索的硬币。这时他看到帕洛玛已经在纸上写下答案“0.50”和“0.25”。

他说：“1比索是1比索。半比索是多少？”

科雷亚打了一个机灵。他从未见过一个学生有帕洛玛这样的天赋。

起初有几名学生把硬币分成明显不等的两堆。学生开始就此讨论“一半”到底是什么意思。科雷亚过去接受的教师训练告诉他，这时候应该出面去干涉了。但是他想起了米特拉的的研究。他静静看着阿尔玛（Alma Delia Juárez Flores）向同桌解释，“一半”的意思是把一件东西分成相等的两份。然后她数出50分说：“所以答案是0.50。”其他同学点头表示赞同。

科雷亚既感到兴奋，又感到一点惶恐。芬兰的教师在实施新教学法之前曾经过数年的培训；而他几乎全无准备。他试着以不同方式提出开放问题，问题涉及各个基础数学领域，包括正方体体积计算和分数乘法。一天上午，他说：“底部是方形的棱柱体的体积等于底面积乘以高。底部是方形的椎体的体积等于底面积乘以高再除以三。这是为什么呢？”

他在教室里来回走动，很少说话。他眼看学生一步步接近答案，感觉非常奇妙。学生们分成小组围桌而坐，桌上摆着许多立体模型供他们观察把玩。其中一组的组长是乌列（Usiel Lemus Aquino）。他是个小个子男孩，脸上总带着乐观的神色。他提出一个方法：画出来，分别画出棱柱体和椎体。他们把画好的图形叠在一起，答案也逐渐分明。科雷亚让学生自由讲话。教室里人声嚷嚷，甚至有一点混乱——这完全有悖于工业革命以来教师的期许。但是学生们在短短20分钟里就找出了答案。

乌列代表本组发言：“棱柱体里可以放下三个椎体。所以椎体的体积等于棱柱体除以三。”

科雷亚很欣赏乌列的解释。但是他对帕洛玛更感兴趣。他发现，她几乎是在问题刚一提出时就想到了答案。有时候她会向组员解释，有时候不会。从没有人告诉过他，她拥有独特的天赋。不管他提出的问题有多难，她都能立马写下答案。他曾经为了测试她的能力，在班里提出一个难题，觉得就算是她也一定会被难倒——他讲述了出生于1777年的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的故事。

当时高斯还是个小学生。他的老师让学生从1加到100。计算本来要花1小时，但是高斯几乎立刻就算出答案。

科雷亚问：“有人知道高斯是怎么做到的吗？”

几个学生试图把数字一一加起来，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方法花的时间太久。帕洛玛写下几行数字，盯着看了一会，然后举起手。

“答案是5050，”她说，“有50个101。”

科雷亚打了一个机灵。他从未见过一个学生有这般天赋。他蹲在她旁边问，既然她如此擅长数学，为什么以前从没有对数学表现出太大兴趣？

她说：“因为以前没人让它如此有趣。”

我们教育体制的根源还在工业革命时代。当时人们最推崇的是守时、专注和肃静。

帕洛玛父亲病得更重了。他虽然一直发烧头痛，但仍坚持工作。后来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终于被送进医院。2012年2月27日，他死于肺癌。帕洛玛最后一次探望他时，坐在他旁边紧握着他的手。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要继续学习，让我骄傲。”

帕洛玛要参加葬礼，有四天没来学校。朋友们可以看出她心烦意乱，但她藏起悲伤。一心想要完成父亲的遗愿。科雷亚提出的种种挑战无疑是她最好的避难所。他一步一步放松对课堂的控制，帕洛玛也一步一步对自己的教育负起责任。他这样向学生介绍民主：让学生公推出几位代表，他们将决定上课方式，并负责制定规则。学生们一共推举出五名代表，其中就有帕洛玛和乌列。有一次班上两个男孩推揉扭打，代表们前来劝解，这样的事就再没发生过了。

科雷亚每天晚上都要观看若干教育视频。他读到墨西哥漫画家爱德华•德尔里奥（Eduardo del Río）的论辩：我们必须给予儿童探索他们想要探索之事物的自由。米特拉说要让儿童“围绕问题漫无目的地打转”，他对此也很感兴趣。科雷亚开始在课堂上定期主持辩论会。他毫不避讳有争议的话题，曾问学生同性恋和流产是否应该获得允许，以及墨西哥政府在美国移民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举措。每次他在提出一个问题之后，都会站到远处，让学生自由辩论。

米特拉教育理论的关键是孩子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但是这对科雷亚的学生来说并非易事。州政府雇佣了一位技术指导，每周来访一次。但是他也没带来什么技术，只拿来一些印着键盘、操纵杆和3.5英寸软盘的海报。他会举着海报说：“这是键盘。我们用它打字。”

所以科雷亚只能亲身扮演互联网慢速传递者的角色。每次他的学生想要知道什么（比如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他就会回家在google上查找资料，第二天再带着解释回到学校。如果他们问起日食和春分，他也会说他得先研究一下，才能告诉他们。

图：米特拉关于学生自导学习的研究给科雷亚带来灵感。来源：Mark Pinder

科雷亚也把互联网上其他有趣的东西带回课堂。有一次他看到一段视频，说的是一头驴被困在井底的寓言故事。因为曾有窃贼闯入学校剪走了投影仪的电线（可能是为了卖掉里面的铜），他不能给学生播放视频，于是改成口述。

他说：有一天，一头驴掉到井里。它没有受伤，但也出不去。主人觉得

它已经太老，不值得挽救。他看那口井已经干涸，心想不如把井填起来，把驴埋在井底。他开始往井里铲土。驴子大声嘶鸣，但是主人仍然挥铲不停。最后，驴子终于安静了。主人以为它已经死了。但在他快将井填满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驴子自己从井里跳了出来：它把每一铲土都甩到脚底，随着土堆加高一步一步上升，最后终于跳出深井。

科雷亚环顾教室：“我们就像那头驴一样。砸向我们的泥土，也是我们走出井底的机会。”

2012年6月，持续两天的国家标准化学力考试如期举行。科雷亚觉得那将是又一铲砸到他学生头上的泥土，学校学习重又变回机械无趣。教育部派来一位专员监督考试、防止作弊，并在考试结束后保管考卷。这就像是一场军事演习。但学生们在向问题拔刀亮剑之时，发现问题竟然变容易了。

洛佩斯小学副校长埃尔南德斯（Ricardo Zavala Hernandez）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行政楼里浏览互联网，顺便喝上一杯咖啡。水泥结构的行政楼里有学校唯一能用的两台电脑。2012年9月的一天，他点开墨西哥全国学力考试ENLACE的网站，发现6月的考试成绩已经公布了。

埃尔南德斯放下手中的咖啡。今年大多数班级的成绩都比过去稍好一点，但是科雷亚的班级就大不相同了。去年他班上有43%的学生数学不及格，有31%的学生西班牙语不及格。而今年只有7%的学生数学不及格，3.5%的学生西班牙语不及格。往年从没有人拿到过“优异”，但今年一下就有63%的学生在数学上取得“优异”成绩。

他们语言学科的得分非常高，就连最低分也高于全国平均线。然后他看到数学成绩。科雷亚班上的数学最高分是921,。埃尔南德斯看了看本州最高分，是921。他又去看下一栏，不禁上汗毛倒竖：全国最高分也是921。

他把报告打印出来，飞奔到科雷亚的教室。学生们起身向他行礼。

埃尔南德斯举着报告书说：“你来看看这个。”

科雷亚扫了一眼，抬起头来问：“这是真的吗？”

副校长答道：“我刚刚才从ENLACE的网站上打印出来的。是真的。”

科雷亚发现学生们正盯着他看，但是他要先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又仔细读了一遍报告，点了点头，转向学生。

他说：“我们刚刚拿到了ENLACE考试的成绩。这只是一个考试，还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考试。”

有些学生感到一丝沮丧，认定自己挂科了。

“但是我们在座的同学中，有一位拿到了墨西哥全国第一名。”他脸上露出微笑。

帕洛玛拿到了全国数学最高分，其他同学也相差不远。有10人的数学成绩排名顶尖，其中3人在西班牙语上也拿到顶尖分数。他们迅速引来墨西哥大批官员和媒体的注意，而焦点无疑是帕洛玛。她飞往墨西哥城参加有名的电视节目，收到了许多礼物，其中包括笔记本电脑和一辆自行车。

科雷亚自己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尽管他班上有近半数学生表现得出类拔萃，而表现最差的学生也较之前有了显著进步。

其他学生们也得到了亲朋好友的祝贺。数学取得顶尖成绩的卡洛斯（Carlos Rodríguez Lamas）的父母带他去吃了三个牛排卷饼，那是他第一次踏入饭店。凯拉（Keila Francisco Rodríguez）的父母给了她10比索，她拿这笔钱买了一袋奇多。孩子们都兴奋极了，他们纷纷说，自己以后要当医生、教师和政客。

科雷亚对于测试结果的态度非常复杂。学生们之所以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因为他使用了新的教学方法，而这个方法更贴合儿童的学习本能。这种新教学方法强调团队协作、竞争和创意，推崇学生自导的教育氛围。但是学生们居然在传统的多项选择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这着实有点讽刺。他说：“这类考试是对教师的限制。它们只测试你知道了什么，而不是你能做到什么。我更想知道的是，我的学生能做到什么。”

除科雷亚之外，很多创新教育工作者也在主流的传统教育之外另辟蹊径，取得佳绩。比如纽约市11所国际网络高中（Internationals Network）的毕业率皆高于该市平均水平。它们鼓励学生自导学习、相互合作。大愿景联盟（Big Picture Learning）包括了美国本土56所学校和海外64所学校。其老师充任顾问，向学生推荐有趣的题目。学生也和来自商界与传媒的导师一起工作实习。现在美国高中毕业率基本维持在75%上下，而Big Picture的毕业率高达90%。

但是这些案例的涉及范围还太小，参与的学生只有数千人而已，而美国整个教育体系覆盖的学生人数须以百万计。由此可见，新教育法接受和推行起来一定相当缓慢。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几乎是在两个世纪以前建立的，其目的是满足工业时代的需要。但现在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早已远远超过当年，我们的学校教育也必须革新。

我们能从科雷亚的课堂看到我们教育的未来。但我们也知道，做出改变绝非易事。尽管科雷亚的教育方法已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他们的影响还是极其微小。马塔莫罗斯教育发展区域中心主席弗朗西斯科•萨拉扎（Francisco Sánchez Salazar）甚至对此表示不屑：“新教学方法不能改变什么。”他不相信学生取得的成功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帮助。他说：“智能需要物质保证，但他们没有任何资源。就算暂时取得成功，也长久不了。”

现在科雷亚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像寓言故事里的那头驴子了。然后他想到了帕洛玛。她失去了父亲，在垃圾场边上长大。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她的前景并不光明。但是她就像那头驴子一样甩掉了抛到她头上的泥土。她正踩着泥土，一步一步往井口走去。

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变革几乎都会带来教育的变革。那么这一次呢？让我们跟着《连线》杂志，透过历史洞察未来。请继续阅读《非传统学校简史》。

文章来源：Wired
原标题：How a Radical New Teaching Method Could Unleash a Generation of Geniuses

原作者：JOSHUA DAVIS